李涵干了十五年的司法社工，从业经历中最令她吃惊的，是个别小孩对警察表现出来的挑衅。她经常作为司法程序上的合适成年人，陪同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接受审讯，近年来，她越发察觉：" 现在有的小孩真是不怕警察 "。

戴着手铐，他们依然漫不经心，对警察询问态度敷衍，甚至对抗、挑衅。这些孩子对法律并非一无所知，恰恰相反，他们中的一些人，对相关条款烂熟于心，明确知道自己还不满 16 岁，" 警察能拿我怎么办？明天不就把我放了吗？"

6 月 23 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说，近年来，在公安机关的执法实践中发现了一些新问题：" 有些未成年人故意利用未成年人身份，故意利用不执行拘留的规定，反复从事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犯罪活动。"

因此，6 月 27 日修订草案通过、即将于明年 1 月 1 日施行的新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规定：对 14 周岁至 16 周岁以及 16 周岁至 18 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但情节严重、影响恶劣的，或者 14 周岁至 16 周岁一年内二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，依法执行拘留。

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又被称作 " 小刑法 "，首次施行于 2006 年，此次为二十年来首次大修。条文数量从 119 条扩充至 144 条，增加了全新的违法行为类型，同时对处罚程序制度进行了完善。而这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，便是几个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有关的条款。

新法不仅降低了特定情况下未成年人的可拘留年龄，还把学生欺凌纳入处罚范畴。这意味着：" 欺凌者在未来或将面临被治安拘留的处罚。"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皮艺军对南风窗说。

近些年来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上升明显，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案件频发。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数据，2024 年，中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101526 人，同比上升 4.3%。2024 年 3 月，河北邯郸十三岁初中生被三名同学杀害埋尸，案情一经披露，更是掀起全国范围的舆论哗然。

此次 " 小刑法 " 的修订，在适应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新变化的同时，还提醒着公众：如今愈发不容忽视、令人震惊的 " 少年之恶 "，它不仅是人性的幽暗，还是更广阔社会结构的一面镜子。

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在 2015 年至 2019 年服务过约 900 名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，其中 " 盗窃 " 占了罪名的大头，约 40%。

" 俗称叫‘拉车门’。" 如今是该事务所副主任的李涵说，这些孩子游走于居民区或商场附近的街道、停车场，挨个拉车门，哪辆车没关，就开门盗取财物。

李涵和社工伙伴们发现，最近几年，" 拉车门 " 的未成年人群体存在明显的扩张趋势。

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，"16 岁以下不会被警察拘留 " 的信息已经在这些孩子之间传播开来："（拉车门）不会有后果，在警察局待 24 小时，一天后就出来了。"

威慑不足，经济获利的诱惑又十分巨大。鉴于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不成熟、不稳定的特性，一直以来，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 " 教育、感化、挽救 " 的方针和 " 教育为主、惩罚为辅 " 的原则。然而，现有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，反而被一些未成年人加以利用，李涵有些揪心：" 现在个别未成年人对警察、法律和社会基本的制度规则都持一种轻蔑态度。"

她见过一些态度更恶劣的孩子，被警察抓捕审讯，拿到一张 " 拘留不执行 " 的通知文书，转头就拍照发到朋友圈和短视频账户上，洋洋得意地炫耀：" 没有严打，就这么出来了 "。

雷望红是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副教授，她从 2017 年开始研究县域教育，与参与学生欺凌的学生访谈。一名 15 岁的中学生曾经在访谈中亲口对她说：" 我还能放纵半年，等我满十六岁了，我就会收敛一点。"

李涵也见过这样的例子。一旦年满十六岁，一些 " 拉车门 " 的小孩就自觉地退居幕后，利用自己的盗窃经验和人脉资源，转型成为其他孩子的 " 大哥 " 和 " 信息中心 "，指挥其他还不满 16 岁的孩子偷盗，从中抽成牟利。

李涵说，未成年人并不像成年人一样对后果有所预期，对选择深思熟虑。他们的行动完全基于当下的、瞬时的冲动，" 即使理性上知道盗窃违法，他们内心也并不真正清楚违法的后果和影响是什么，理性认知无法指导他们的行动 "。

因此对于一小部分孩子来说，对法律的学习的确需要一种 " 体验式教育 "。" 只有碰壁了，才能真正觉醒，明白违法犯罪究竟意味着什么。"

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皮艺军告诉南风窗，新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对未成年人轻微违法行为施行拘留，其实是对性质更恶劣的少年犯罪的一种超前预防措施。他说，社会一直以来所呼吁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，对未成年人来说只是一行字，" 没感觉，缺乏威慑力 "。犯了错，真的被拘留一次，才能对他们构成真正有效的威慑和刺激，改变他们 " 警察拿自己没办法 " 的认知。

目前，国际上对少年犯罪的处置方法普遍遵循 " 轻轻重重 " 的原则：犯轻罪，危害结果轻，实行较轻处罚，重罪，较重的危害结果，就加重处罚。皮艺军说，" 轻轻重重 " 意味着，法律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并非一味的放纵和轻缓。给予初次不慎犯错的未成年人以宽容，同时给予累犯、重犯的未成年人以严厉的惩戒。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本次修订，遵循的恰是这一理念。

而之所以将学生欺凌纳入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范畴，皮艺军认为，如打架斗殴、敲诈勒索，学生欺凌本就是一种违法行为。只不过因为发生在校园的围墙之内，" 过去人们用恶作剧的名义掩盖了欺凌的危害性 "。本次新法修订，便是对此的纠正。

如果一个孩子家庭关系和睦、和老师同学关系融洽，他就处于 " 被控制 " 的状态，行驶在正常轨迹中。假使失去了家庭和学校的控制，未成年人便很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。

李涵在帮教工作中发现，他们所接触的 " 拉车门 " 小孩，有一些共同的特征：他们大都家住北京郊区农村，父母忙于生计，在北京城区打工，这些孩子尽管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，却大部分时间处于 " 留守儿童 " 的状态，和祖父母一起生活。即使有父母一方留在家中的，父母也因健康或精神障碍，处于社会适应和劳动能力受限的状态，只能干简单的家务。

按理说，青春期应该是最注重自己外表的年纪，但李涵社工同事见到的 " 拉车门 " 小孩，一个个 " 衣服很脏，脖子黑黑的，都是泥 "。当她去到这些孩子家中时就明白，经济条件先放在一边不谈，家中基本的卫生条件都堪忧，" 家庭的照顾功能都表现得不好 "。

雷望红曾经去过一个访谈对象的家中探访，这个初中男孩在校涉嫌学生欺凌，在校外又和社会青年去 " 拉车门 "。父亲因吸毒欠债一百余万，母亲离家出走，这个男孩成了事实孤儿，和奶奶一起生活。父亲后来瘫痪在床，奶奶白天照料，男孩晚上照料，侍奉左右。

" 但也正是如此，他的学习成绩变得很不好。" 雷望红说，这是他在学校开始失去 " 控制 " 的开端。

雷望红最好奇的一个问题是，一个学生为什么会成为欺凌者？她发现，参与欺凌的主体，主要是学校中的后进生，他们学习热情不高、学习动力不足，无目标、无方向，时间使用空虚化。而学生欺凌则是他们重构时间意义的载体——雷望红在论文中写道：他们通过欺凌行为进行娱乐生产、气力释放和圈子建构，以此填充所获得的大量自由时间。

大部分学校的评价体系是十分单一且狭窄的，假如一名学生不擅于学习，或因各种原因成绩欠佳，就很难受到足够关注和获得正反馈，继而落入空虚的处境之中。

令雷望红印象最深的一个男孩，在访谈时承认自己小学时成绩不错，英语考试经常拿高分，却因为在课堂上时常活泼好动、调皮捣蛋，被老师挑了出去，和其他几个调皮学生单独放在一个空教室自习、自学。久而久之，他和其他几个学生结成联盟，混在一起，自此在学校 " 无法无天 "，开始欺凌他人。

据李涵和同事们的调查，" 拉车门 " 的未成年人中，约 90% 联系不到有效的家庭支持资源，约 60% 在初中阶段失学。放眼所有违法犯罪未成年人，其中约 80% 的孩子对他们说，自己在学校不被关注、没有成就感、不被尊重、不快乐。

从社会工作的角度看，李涵觉得这些孩子都是 " 适应 " 出了问题。学校适应有问题，于是离开学校，社会适应有问题，于是开始违法犯罪。被家庭和学校双重伤害以后，这些孩子 "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角色，在社会上也没有谋生的手段 "。

这种处境下，只要他们还无法适应学校和社会，就会顽固地反复违法犯罪——在李涵的经验中，个别亚文化群体甚至把拘留当成一次冒险经历，一份吹牛的谈资，被 " 圈子 " 中的未成年人争相炫耀。

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的复杂性，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。法律上施以力度合理的惩罚固然重要，但却难以治本。除了惩罚，我们的社会还有更多需要完善的空间。

研究青少年犯罪四十余年，皮艺军隐约察觉到一种危险的趋势：未成年人犯罪个案后果的严重性在加剧。

无独有偶，雷望红同样观察到，学生欺凌变得愈发残暴。如果说以往还只是单纯的辱骂、殴打，如今的欺凌则越发常见更恶劣的手段和更严重的伤害：脱光衣服羞辱、泼洒化学品致其毁容，甚至将对方殴打致死。

李涵曾参与过全国知名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案子，去调查评估的时候，她明显发现这些犯案未成年人怀有一种强烈的游戏心态：他们往往是出于好玩的目的去欺负和伤害他人，且 " 缺乏现实感，在后果发生之前，不清楚现实生活中的打死对方和游戏中的究竟有什么不同 "。

如今这一代未成年人，是互联网世界的原住民。互联网技术不仅混淆了虚拟与真实之间的界限，还削弱了未成年人对他人的共情和理解，" 他们知道自己疼，却无法换位思考共情别人也会疼 "，李涵说。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，还增加了他们与真实他人互动的难度，因此 " 不会处理人际关系，无法适应学校环境 "。

更危险四伏的是，互联网上崇尚血腥、刺激的亚文化，见缝插针的擦边和黄色信息，极易对未成年人尚不稳定和尚不成熟的价值观造成扭曲。

李涵接触过一名未成年人，曾在关押场所见到另外一名牵连全国轰动案件的犯罪嫌疑人，反应竟然 " 像见到了明星一样 "。

7 天或者 14 天与其他违法分子高浓度、高密度的接触，极易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造成 " 交叉感染 "，甚至被成年人操控。

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修订以后，她建议，拘留场所可以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开管理，未成年人违法类型相对单一，价值观相对单纯，与成年人隔离开来，也是对威慑效果的一种巩固。

无论如何，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复杂形势下，法律和公安机关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责任方。

自 2013 年开始，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与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展开合作，对治安违法和触犯法律但未达刑责的未成年人进行后续 3 至 6 个月的跟踪帮教服务，给予他们支持与关怀，帮助他们适应社会。过去十年，他们接触过的 80% 的孩子都顺利复工复学，回归社会，服务群体再犯率只有 3%。

学校也理应做得更多。雷望红一直在呼吁，学校应当被赋予一定的惩戒权威。对待学生欺凌者，学校如今几乎无计可施，迫于 " 控辍保学 " 的压力而不敢严惩，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让欺凌者写一份检讨，然后 " 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 "。

雷望红觉得，这种 " 和稀泥 " 的处置态度消解了校园正义，令老师和其他专心学业的学生无可奈何。她访谈过一名年轻的班主任，因个头较矮，去查寝时被几个男学生围堵在墙角威胁，" 还说了一些黄色笑话 "。事后这位老师却无计可施，只能忍耐。

在惩处欺凌现象的同时，学校的评价体系也应当变得更宽容和多元。如今以成绩为唯一导向的评价体系，让不擅学习的学生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，在欺凌和校外违法行为中寻找认同感与价值感。

雷望红在西部省份调研的一所学校，让学生中有威望的 " 天王 " 当学生会主席，牵头举办校园活动。渐渐地，这些不擅于学习的孩子在学校有事可做，找到了乐趣和认同感，恶性欺凌就此大大减少。

这位校长还和 " 天王 " 称兄道弟，这个男孩在学校觉得自己和校长关系好，" 特有面子 "，就此安分了不少。

与青少年相处，需要威严，也需要智慧和技巧。最重要的是：" 如果一个人被主流体系认同和接纳，谁都会感到幸福、快乐，有尊严的。" 雷望红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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